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的练兵思想，对于封建时代的军队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

戚继光认为：数十万之众，非一人可当，必赖士卒誓同生死，奋勇当锋。因此，认真训练士卒，使他们“人人有勇知方，人自为战”，才能有效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基于这样的认识，戚继光提出了关于练兵的一系列思想和方法。主要是：

一、注重实用

戚继光反对练兵搞“花架子”。他认为，战争是“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剧套数。”他指出，如此练兵毫无用处。

如果“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时，就以平时所习者用之，则于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

戚继光重视在战争环境中练兵。他说：“三年之艾，不蓄不得；而杀贼练兵，可以并行不悖。”他在抗倭战争中，就是“一面督集官兵战剿，一面统集新兵，或储器教艺练营，待教练有成，即可期实用矣。”

他废除了以往那些不适应当时作战需要的练兵方法，从实战中总结出长短兵器配合、鸳鸯阵以及车兵、步兵、骑兵、虎蹲炮兵合同作战为主要内容的练兵方法，以适应抗偻和防守北方边境的作战需要。

戚继光说：“军中秘诀，称干比戈，用众首务。”所谓“称”和“比”，就是研究、比较敌我双方的武器效能，针对敌人武器的特点，改进自己武器的效能。戚继光为使兵器符合实战需要，曾花费了许多心血。一些兵器经他改制，发挥了新的杀伤威力，在练兵和作战中都受到士卒的欢迎。

他还指出：作为训练兵械的重量，应比在实战中使用的重。他说：“凡平时各兵所用器械，轻重分量，当重于交锋时所用之器。盖重者既熟，临阵用轻者自然手捷，不为器所欺矣！”这种认识，在以冷兵器为主的作战时代是很有见地的。

二、练兵从严

《明史》称：“继光为将号令严，贯罚信，士无敢不用命。”这里所说的“严”，包括对军官和士卒两个方面。戚继光一贯主张军官要严以律己，身先士卒。他说：“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这样才能“使三军心服，恩威信于平日。”

他强调“兵中号令，不可一字苟且”。戚继光认为，“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也就是说，军中号令一定要十分明确，执行号令才能一丝不苟。他在练兵中，为让士卒熟悉各种号令，把各种要求、规定编印成册，发给士卒，要他们“各于长夜，每队相聚一处，识字者自读；不识字者，就听本队识字之人教诵解说，务要记熟。”

对于士卒的技术训练，戚继光按照各人的年龄、身材、体质等情况，分别发给适当的兵器，在搞好单兵和队形训练的基础上，再循序渐进地进行营阵（即战术）训练，把个人的技术同集体战术统一起来。戚继光认为，士卒的纪律训练和技术战术训练是密切相关的。

他说，“器习利而无号令金鼓以一其心，虽有艺与徒手同也。三军既熟悉吾令，则当精乎艺。艺与法令，当并行而不悖者。”就是说，士卒如果只有个人的杀敌本领，而无严格统一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三军如果能严格执行统一的号令，就应当注重提高个人的杀敌技术，技术训练和严格纪律应同时进行。这种见解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三、讲求养成

戚继光认为，要训练一支组织纪律严密而又有战斗力的军队，必须注意平时的养成教育。他指出，主将在刻苦自励，处处表率的同时，要对士卒晚之以理，导之以情，使他们养成自觉遵守纪律的习惯。

他说：“夫赏不专在金帛之惠，罚不专在斧饿之威。有贯千金而不知劝者，有不费数金而深感挟笋者，有贯一人而万人喜者，有斩首于前而不畏于后者，有言语之威面畏于刀锯，罚止数人而万人知惧者，此盖有机。机何物也?情也，理也。理兴于心，情通于理。赏之以众情所喜，罚之以众情所恶，或申明晓谕，耳提面命，务俾人人知其所以赏罚之改，则感心发而顽心消，畏心生而怨心止。”

在这里，戚继光把严格执行纪律和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的辩证关系讲得非常透彻。他认为，只有把握住“情”、“理”二字就能使三军上下自觉地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士卒的言语行动，就能按照军中的规定“行之有素，形成自然。”

《明史·戚继光传》记载，他在奉诏镇守北部边境时，率领经过他严格训练并参加过抗倭战争的三千浙兵到达萄州城外，列队准备入城，恰逢天下大雨，浙兵在接到入城命令前，“自朝至层，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这说明，军队平时的养成教育是何等的重要。据说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首领闻知此事，也为之震惊，不敢轻易侵扰大明王朝的边境。

四、提倡武学

戚继光认为，统帅大军必须有一批骨干力量。这批力量可以通过训练培养，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武学馆，即开办军事学校。他认为，州县办武学，由于师资困难，学员孤陋察闻，加上无人监护，武学容易流于形式，达不到培养军中人才的目的。武学馆中要有武教员和文教员，选择军中的优秀分子和世袭武职之家可以造就的青年入馆学习。

出身行伍的学员大都缺乏文化知识，世袭武职之家的子弟在家也只注重练武，不重视学文。缺乏文化知识，就限制了他们的才智的发展，只能做担当“一剑之任”的武夫，不能成为深晓韬钤，“临难决疑，挥兵指刃”的良将。

要把他们训练成将才，除在武学馆进行训练外，还必须进行实战锻炼。他认为如果“不履夫实境，是犹警目者谈五色之丝。”因此，必须把他们“分置行间（分配到行伍中间去），出战则置之战阵之后；于实境以试之；试之既真（真正合格了），且小委以尝之；尝之无疑，然后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