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神话到先秦诗文，都在赞美着武功卓绝的英雄和他们宁死不屈的精诚。尚武重义、笃诚崇拜那些身心统一、德技高超的侠者，在先秦已蔚然成风。这种风气，威胁着秦王朝的统治，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就痛斥带剑者，大骂“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视侠为“五蠹”之一。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则为侠平反，在他的《史记》中公开为侠者立传，《史记》中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可以说是开创了武侠文学之先河。

司马迁受秦汉爱剑之风的影响，自幼爱剑，他的先人还有专门在赵国以教剑成名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正因为他有武学家传、对传统武功的崇拜和侠者精神的向往，使他对“自秦汉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的状况“甚恨之”，遂决心在自己的书中为他们树碑立传。

《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在武侠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思想意义。首先它为侠者正名。《游侠列传》开篇批评了韩非子不加考察、笼统斥侠的言论，接着列举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大侠的事迹，层层论驳，为侠者正名。太史公认为，在当时“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乱世之末流”，这些出身市井百姓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挺身而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他们“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及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他们“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矣”。

其次司马迁为侠者概括了四大特点，为后世武侠文学的人物塑造树立了典范，后世描绘的武侠英雄，大多遵循侠者这种“见义勇为，不求闻达，舍己为人，恭廉修行”的崇高品格。这些也素被练武者奉为武德，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第三则是他创立了在行动或曰在武打中塑造人物的模式。这两篇列传虽在描绘武打上着墨不多，但是，在武打搏击动作的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却形成了中国武侠文学的特点。《刺客列传》描写鲁国的勇士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颜色不变，辞令如故”，终为自己国家争得公道。写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鱼肠剑的故事传颂千古。写聂政“仗剑至韩……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因自破面决眼，自屠出肠，遂以死”。极简洁的笔墨，却写活了以死报恩自毁容躯而使亲朋不受连累的仁侠性格。写豫让更是声容俱壮，在高呼“嗟呼！士为知己者死”之后，“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拔剑三跃而击之……”这些虽只数十字的描绘，却成为武侠文学史上第一批呼之欲出、肝胆相照的侠义形象，令千古壮怀激烈者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