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青铜工艺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加上战争的频繁，促进了军事武艺的巨大发展，其突出表现是青铜武器的广泛使用与进步。

商周时期车战是战争的主要方式，我国早在公元前二千余年的夏代即已使用战车，殷商时又有了巨大进步。古代战车为两轮四马，方形车厢，上立三位甲士。左方甲士是一车之首，称“车左”，又称“甲首”，持弓箭主射；右方甲士称“车右”，又叫“参乘”，执戈、矛作战；御手居中，主管车辆驾驭。战车上使用的武器除弓箭外，主要有戈、矛、戟、殳等。商周车战，即使双方战车逼近、马头相碰，其甲士间距还有4米以上，均不能杀伤对方。双方作战格斗，必须两车相错。

商周时期矛为重要长兵。殷墟出土铜矛均为双锋，柄有双耳，以系缨络，精美锐利。周代铜矛矛刃加长而柄稍短。周代有酉矛、夷矛二种。酉矛较短，夷矛较长，可能分别用于步战或车战。在形制上周矛的某些变化，表明矛的刺杀技术有所发展。

考古出土表明，商周时期使用最多的铜兵是戈。戈是中国上古时期独具特色的兵器，主要是以钩割和啄刺御敌。商周武器以戈使用最多，西周武士必习干戈。干即盾牌，用于防守，戈主进攻，“干戈”成为战争的代名词，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戈均为重要兵器。

矛只能直刺，戈只能钩啄，古人在实战中试着把矛与戈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既能直刺又有横啄钩杀的武器，于是创造了载。目前所见考古出土最早的戟，见于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古墓，证明这种复合式兵器创制于商代。西周时期出现用青铜将矛与戈铸成一体的铜戟，多呈十字形，但更多的是戈、矛联装成戟，木柄腐朽不存，于是出土时只剩下矛头与戈头，以致被误看成两种武器了。戟的使用最早是商周，为其车战中的主要兵器之一，但更广泛地使用载，则是春秋战国时代。戟虽然能刺、能啄、能割，但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用戟的下刃进行钩割，因有一些出土铜戟上端并不铸成矛锋而铸成曲刃，表明它主要使用的手法还是钩割。

 “五兵”之一的“殳”，为西周时期兵器之一。殳是长约一丈余、无锋刃的武器，其用法为打击，但不是棍棒。在出土的西周铜兵中，有不少球形器，球形上铸有乳钉，球体中央可以安装木柄，用以撞击敌人。球体重500克至800克，乳钉少则3枚，多达18枚，可见此铜球装上木柄即成为殳，为车战时之击兵。

在中国武术史上有着特殊地位的剑，当起源于商代。考古出土殷周战车装备之武器分三类：弓箭为远射兵器，戈、矛等为格斗兵器，剑则为卫体武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提高，人们铸制略如刀矛形之匕首，柄首略曲，呈马、羊首形，双锋刃，长30厘米左右，这便是最早的古剑。西周时铜剑形制较多，有马首柳叶形、有脊柱形等，均较短小，多为肉搏自卫用。总的看，商周时期剑尚处于初期阶段，至春秋战国时代，剑术方有飞跃的发展。

作为防卫武器的甲盾，在商周时期已有初步的发展。商周时期主要使用皮甲，但亦有青铜制作的甲胄，披挂起来，威武壮观。干盾，后称盾牌，为手持防卫兵刃、矢石之器械。甲骨文中有武士一手执戈，一手执长方盾的生动形象。至周代，盾已有多种形制。《周礼·夏官》载，“司兵掌五兵五盾，司戈掌戈盾之物”。所谓“五盾”，有大小不同及木制、皮制等各种盾牌，以备车战、步战等用途。

在中国历史上，降至商周，揭开了华夏文明的第一页，进入了青铜文化的灿烂时代。这个时代，也是中国武术进入武术文化开端的时代，青铜兵器的多样化及其演进，为中国武术史留下了一曲光辉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