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中华民族通过长期社会实践不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珍贵文化遗产，几千年来，代代相传，历久不衰。武术不以观赏性为主，这是在攻防格斗上下功夫，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武术最不媚俗，最不趋势，也最不容易为时代风气或世俗风尚所影响，它是一种超稳定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以技击和套路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的体育项目。

原始社会时期

武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原始武术的萌生和发展，与人类的生存与原是战争是分不开的。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们在与野兽受的争斗中逐渐学会了徒手或使用木棒和石块灯器具打击野兽的方法，于是就产生了拳打、脚踢、躲闪、跳跃等格斗技能。武术的萌芽与原始时期人与人的争斗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原是人群之间，为了争夺食物、领地，或为争夺首领的地位时常发生斗争，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战斗有力地促进了原始武术的形成。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尤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为了利益而产生了各种矛盾，在国家与国家、部落与部落之间出现了战争，便加速了武术的发展，战争中兵器使用的演变及攻防技术的不断提高，对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武术的发源也与“武舞”有关。武舞是表现人与兽或人与人搏斗的舞蹈，它应该是狩猎或战争场面的再现。舞者手执各种兵器，作击、刺、劈、砍等动作。这些武舞，既是战斗的演习、武术的操练，也是原始击刺动作组合成武术的简单套路的萌芽。在中国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区考古所发现的岩画中可以寻觅到古代原始武术的踪影。尤其是原始巫术活动的舞蹈中，也有不少武舞。巫术在早期的人类社会十分盛行，是人类在矇昧阶段对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种认识形式和实用手段。中国武术正是从巫术文化氛围中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无数因素和创造灵感。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纷争，战争频发，诸侯各国都是“以兵战为务”，十分重视军士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并开展相应的拳脚练习。如，齐国每年春秋两季都要举行全国性的“角试”，选拔武艺高强者参军。

当时，只要有武艺高强的拳勇之人，一定要向上禀报，以使官府掌握习武的优秀人才。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习武不仅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社会地位，还可以获得物质利益，改善生活条件。在崇尚武功风气的影响下，武术得到了进一步的成熟，形成了拳术和器械的进攻、防守、反攻等打法。这一时期开始盛行“佩剑与论剑之风”、“角抵之戏”及“游侠”，这标志着武技的社会功能向多样化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武技具有表演性、竞技性和娱乐性。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后，便“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实际上就是在民间禁武，进一步强化封建统治。他虽然禁止民间习武，但军中习武的活动仍蓬勃发展，而且当时所盛行的角抵戏，又促进了武艺娱乐和观赏功能的发展。从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秦墓出土的漆画木筐上的角抵图中可以看到两两相搏的徒手比武形式。另据文献记载，秦二世在甘泉宫“集艺人作角抵徘优之戏”。汉代，由于受到北方匈奴的侵扰，十分重视武备和军事训练，甚至“兵民合一”，全民尚武之风盛极一时。这一时期，武舞也更有明显的技击性，并且开始以简单的套路形式出现。这里还要提到的是象形活动被武术所吸收。如东汉末年，华佗受到动物动作的启发，创立了“五禽戏”。“五禽戏”只是模仿动物动作形态的导引或体操，并不具备攻防动作和攻防意识，它们并非真正的武术。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对后世象形类武术的创立，以及这些武术在吸收动物的动作方法以利养生方面，具有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后世象形类武术的滥觞。秦汉时期，不仅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武术流派，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与武术有关的理论著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到了三国时期，手搏、击剑、射箭等实用之术长盛不衰。刀已经成为军队中最主要的短兵器，刀剑之术以及角抵活动开始东传日本。

两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战争连绵不断，又是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南北武术也得到了融合的机会，并开始与佛、道相联系，促使武术向多种功能发展，武术不仅具有了习练的功能，而且还有健身和表演的功能。尤其应该肯定的是，“武术”一词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录有宋颜延年《皇太子释奠会作诗》中的“偃闭武术，阐扬文令”之句。这是迄今有关“武术”一词的最早记载。另外，在两晋南北朝的梁代，出现了武谱，致使武术的理论体系走向成熟，并完成了“击有术、舞有套、套有谱”的构架。

隋唐时期

隋代开始，中国有了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同时也选拔武技人才。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影响了中国一千余年。到了唐武则天时期，又创立了武举制度，以考试选拔武勇人才。武举科的考试内容有十项：长垛、骑射(马射)、马枪、筒射、步射、穿劄、翘关、负重、才貌、言语。这一制度的设立，使人们看到了以武入仕的可能，激发了更多人的习武热情，武术也由此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隋唐时期，器械武艺，如弓、弩、枪、剑、棍、戟、刀、匕首、链锤等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可谓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另外，角抵、剑舞、矛舞、狮舞等形式越发多样，出现了武术与艺术相互联系和融会，武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战争频繁，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加强武备和军事训练，如设置武学和武举来专门教授弓骑射等技能，通过规范和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来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并考查应试者对兵书、策略的熟悉和理解能力，要求文武并举。《武经总要》就记述了当时军事武技训练的内容。另外，由于当时西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频繁的战争促使了兵器种类大增，形制复杂，出现了“十八般武艺”的记载，这为后世民间武术器械的丰富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抵御外敌，民间自发组织起了各种武术团体。如“英略社”、“弓箭社”、“忠义巡社”、“角抵社”、“相扑社”等。不过乡村武术社团侧重军事实用性，而城市武术社团注重健身娱乐，把武术列为表演内容，统称“百戏”。随着商业的繁荣，城市还出现了游艺场所“瓦舍”“勾栏”，专门进行各种武艺表演。这足以表明宋元时期武术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它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各种武术技法异彩纷呈，创造了刀、枪、剑、棍的众多门派，拳种拳派增多，创立了内家拳、梅花拳、太极拳、洪拳、八卦掌、形意拳、南拳等，尤其是少林拳已名扬天下。导引养生术也与武术结合，内功就此形成，从而使“内外兼修”成为中国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技击术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武术的理论研究有了较大的突破，如俞大献的《正气堂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记》、《练兵杂纪》，吴殳的《手臂录》，唐顺之的《荆川文集》，茅元仪的《武备志》，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等。明清时期这些有关武术的著作大量出现，反映了武术在理论方面的成熟。可以说，武术文化的成熟形态在明清形成，各种拳种拳派的理论及技术均铸有深刻的武德文化内涵。它不仅为后世武术的发展开创了广阔的空间，而且也确立了中国武术在世界武坛的地位。

民国及近现代时期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一些社会名流和教育家号召“强国活种”，因此，武术就被作为一种尚武强国的重要教育手段推向学校，列为正式课程。民国时期，武术发展出现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武术团体：一个是霍元甲创立的精武体育会，一个是张之江在南京创立的中央国术馆。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百余个武术团体组织从而使得武术打破了门户之见，突破了传统的师徒身传口授的传承方式，促进了武术的普及和推广。这时期武术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始组织各类形式的武术竞赛活动。1923年4月，在上海举办了中华全国武术大会。在民国时期的第3、5、6届全国运动会上，武术被列为竞赛项目，人们开始从体育观的角度来认识武术。 新中国成立后，武术作为一项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应有的重视。1957年，武术第一次被列为国家竞赛项目，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也在这一年举行。1958年，中国武术协会成立。1959年国家体委颁布了《武术竞赛规则》，制定了《武术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和《竞赛规定套路》。1997年，经原国家体委批准颁布了《中国武术段位制》，将武术段位定为三级九段。2009年7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召开了专门会议，对武术的概念做了定论：“武术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技击方法为基本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统体育。”改革开放以来，各体育院校相继设立了武术院、系，以及硕士点、博士点。教育部制定的《体育教学指导纲要》把武术列为体育课程内容。大学还设立了武术高水平运动队。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每年举行各种类型的武术比赛及国际性的武术比赛。全国各地还设立了许多武术辅导站，并先后成立了“亚洲武术联合会”、“国际武术联合会”、“欧洲武术联合会”、“南美武术功夫联合会”、“非洲武术联合会”，这些洲际武术组织辐射面较广，为传播中国武术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武术运动已风靡世界，武术运动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发展。